台湾现在是完全自由开放的社会，只要不违法，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做想做的事。不过在国民党戒严统治时期，很多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，当时却不是这样。例如曾经有段期间，脚踏车是需要缴纳牌照税、挂车牌的，但为了每年每辆才18元的税收，不但扰民也耗费庞大的行政成本，最后在各界的要求下，自1972年起停徵脚踏车牌照税。
脚踏车在日治时期已经是台湾相当普遍的交通工具，为了管理与课税，总督府也引入「自转车鉴札」，由地方政府核发脚踏车牌照。
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接收台湾后，延续此一制度，对脚踏车徵收使用牌照税。原本为每年徵收两次，每次18元。不过各地民意机关纷纷反映，每半年徵收太为扰民，于是在1952年起，改为每年徵收一次。
牌照税是由地方政府开徵的税收，每年的开徵期只有1个月。脚踏车所有人必须持上个年度的「纳税证」，连同车牌，前往指定地点缴纳。
而且当时的脚踏车还要在缴纳牌照税时办理「验车」，检验是否装设车灯、车铃。
有趣的是，因为脚踏车牌照税是地方税，车主若因搬家、就学等因素迁居到其他县市，还要办理脚踏车移转使用地点登记。
有鉴于脚踏车频传失窃，政府在1953年换发新式牌照。相较于大家印象中的脚踏车牌，新式牌照较为庞大，钉在后挡泥板（叶子板）上；号码牌的部分称为「副牌」，车主应于停车时拆下携走，露出红色的「停用」字样，上路前再装回「副牌」。因此，若在路上行驶的脚踏车，未悬挂「副牌」而显露「停用」者，就可能是赃车，或未缴牌照税。警察就能据以查扣。
由于新式脚踏车牌照规格特殊，装设时还需要钻孔、钉牌。民众换发往往要耗费许多时间，大排长龙；嘉义市公所还曾因请领的车牌已换发一空，业者赶製不及，一度无牌可换，必须延长换牌之期限。
但因为车牌体积过于庞大，难以随身放入口袋。许多车主并未养成停车后取下、行驶前装上的习惯；以致路上满是「停用」的脚踏车，让警方查不胜查。
警方还因此要求寄车业者，必须要求车主取下「副牌」；警察也会在电影院周围抽出未取下之「副牌」，并请戏院在散场前提醒车主前往指定派出所领回「副牌」。
不过每年的脚踏车牌照税只有18元，民众缴税前还要去派出所「验车」，再亲自前往公所缴纳，往往会耗费掉大半天的时间；每年的缴税期又只有一个月，若是逾期未缴，政府还要查扣车辆，常有车主就乾脆放直接弃已无价值的老车。
对于政府而言，每年的脚踏车牌照税收入只有3千万元左右，扣除因此耗费的人力、成本，恐怕是得不偿失。
于是在1960年代就开始传出停徵脚踏车牌照税的呼声。不过又考量要从那找替代财源，一讨论就是好几年。
省政府财政厅原本期待，能增加土地买卖的契税，取代停徵脚踏车牌照税的数千万元。后来鑒于机车数量不断增长，改而转向提高机车的牌照税。
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及财政部最后在1970年拍板，停徵脚踏车牌照税，同时将机车牌照税提高一倍。并赶于1971年底前三读通过「使用牌照税法修正案」，正式废止脚踏车牌照税。台湾省与台北市也立即达成协议，自1972年起停徵脚踏车牌照税。
